这些经验当中可以看，无一例外没有一个完全排除政府。
在企业破产和兼并重组等问题上，要坚持企业自主原则，防止政府搞拉郎配。以落实负面清单模式为重点改革市场准入制度，为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焕发活力提供更大空间。
加快投融资体制和金融体系的改革，改变金融资源的配置扭曲，着力解决实体经济特别是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与此同时，更要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首先应允许国内资本进入，尤其对民营资本，要打破各种隐性壁垒，形成平等地进入、竞争、使用生产要素的条件。一是防控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当前财政金融风险隐患集中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等领域。四是以服务业为重点，加快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
应对增长阶段转换期的挑战，争取在不长时间内平稳转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最重要的是把《决定》提出的改革措施落到实处。需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香港现在是乌烟瘴气，港毒也蠢蠢欲动，向西方势力摇尾乞怜，更有甚者如陈方安生更是亲身前往英美游说，要他们出面干涉。
这就好比你砸下重金要开一家高档餐馆，结果开档的那条街黑社会横行，天天不是打，就是闹，警察也管不了，这样的情况你的餐馆还要硬着头皮开业吗？还要往里砸钱吗？ 汇丰银行全球证券策略研究主管Garry Evans说了句真话，在今年第三季度的全球证券策略研报中Garry指出：出于对负面消息流的关注，我们把港股调低至减持，争取更大民主的‘战中运动可能会恶化与中央的关系，给经济带来损害。再放大场景至社会层面，体育比赛中的奏国歌亦由不唱国歌演变成举伞背向的明显抗议动作。而什么时候开通也没有时间表。甚至有消息称，沪港通已被无限期搁置。
官方的解释是资本利得税尚需厘清，还有一些技术细节没处理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因为战中，别的托词都是浮云。
这反映回归十多年后的香港，连最基本的国民身份认同的行为，都没有在香港学校内全面执行。一年多前李嘉诚就接连出手抛售香港及大陆的资产，套现千亿，并大手笔在欧洲进行兼并收购，其资产版图脱亚入欧的轮廓已近清晰。港交所（00388）跌幅高达5%，创下半年最大跌幅。像沪港通，自由行这样的送财童子中央不知给香港派过多少回，香港却依然那么叛逆，那么不羁，那么心向欧美。
加拿大和香港分别贡献了15%（要知道2000年的时候，香港的贡献值是52%）就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言，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目标，是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有以上这些改革，都是要在全社会的参与下谋定而后动的。
中国在1956年提出、1958年实施的改革，就是要在计划经济基本体制不变的条件下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希望以此给经济注入活力。农村包干到户的推行是如此，对民营工商企业限制的逐步放开也是如此。
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用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出了明确响亮的回答。于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就提上了日程。
在公私兼顾、劳资两补、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推动下，在短短几年中就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使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这也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提出、并得到实践证明的看法。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制订了总体方案。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又启动了以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为中信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完善。在本书中，他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手段，从历史现实比较、国际国内比较、理论实际比较的视角论述了中国改革的基本脉络、问题难点和趋势走向，对各领域如何深化改革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也同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类似，试图对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做出一些调整。
改革，从来都是在不同理念、思想、方案之间的碰撞、砥砺和互补中前行的。本书以明道，即探明改革的路线和战略为主题，其中的论述直抒胸臆，有些问题提得比较尖锐，不一定为所有人所认同，但这些都是作者潜心研究、独立思考的结果，值得学界同人认真研究和共同切磋。
这样，虽然三中全会《公报》对如何具体改革着墨不多，但在实际上吹响了中国改革的号角。但是，1958年至1976年间的多次体制下放，无一例外地陷入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怪圈。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在2020年前完成的改革多达336项。然而，胜利也有它的阴暗方面。
从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中国改革真正的思想起点。然而，这个新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还带有沉重的命令经济的体制遗产，而且没能在法治的支持下运转，使经济增长的成本高昂，由此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寻租腐败泛滥、生态环境恶化、社会道德滑坡等问题。在一个万马齐喑的环境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这样，我们在今年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
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使人们高估自己的能力和滋长了虚夸的思想。正当国内朝野人士积极探索体制改革目标，急需理论支持的时候，时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的教授和另一位卸任会长博士组织学会同人编写了国内第一部《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共14本），对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实际上，改革方法论也就是改革的总体设计如何化为现实的问题，与机制设计里的执行理论的基本思想有相通之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中国引入了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时期。
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有五个特点：第一，它是一个统一市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的，由于条块分割而变成碎片化的市场。这样，中国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并于2001年加入WTO。
这么多项改革应该从哪里着手呢？一方面，经济社会体系的改革不能单项突进，而要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的改革配套进行。而一旦这些试验取得成功，就继之以在更大范围内的推广，使整个社会分享成果。将它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建设具有这样五个特点的市场经济制度应该说是很高的要求，它涉及很多方面的改革。
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体制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活力是有限的，需要确立更加明确的体制改革目标，进行更加全面和系统的新体制建设。第五，它拥有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各类要素市场。
匆忙建立起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激发起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造成了已故毛泽东主席也承认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思想解放运动促使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中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全面专政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宣布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不过在当时，中国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战后几十年的加速发展所知甚少，社会科学界与国际主流也隔绝多年，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对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并不十分清晰。例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要目标，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需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才有可能实现。